驾"战旗"车 走长征路

沁水酒香

前往乌江三滩

乌江三滩风光

乌江三滩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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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三滩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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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一张

黄昏下的乌江！ 两年后电站开始蓄水，水位将上升162米，所有自然及人文景观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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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战旗车，走长征路 第十天（4月19日）：
瓮安珠藏8点20分——遵义——贵渝高速——娄山关——桐梓——贵渝高速——重庆安稳——重庆打通——贵州黎元坝——温水——习水20点30分
遵义是我走过的最干净的城市之一，消费也相当便宜。
夜宿习水县政府招待所。
战旗表现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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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毛泽东住室

遵义红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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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烈士纪念碑由四川美术学院院长，著名雕塑家叶毓山教授设计创作的。碑上由邓小平同志书“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碑高30米，下宽6米，顶部宽2米，顶端高5米。镰刀锤子标志采用合金氮化钛片构成，表面呈鱼鳞状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碑外是一个直径20米，周长60余米，高2．7米，离地2米的大圆环。圆环外壁镶嵌四组汉白玉浮雕，内容是红军强渡乌江、遵义人民迎红军、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大圆环由5个高5米，用紫色满天星石雕砌成的红军头像托着。东南侧一个是老红军，西南侧一个是青年红军，东北侧是赤卫队员，西北侧是女红军，寓意红军威振四方。
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位于遵义市红军山上

遵义有“红军菩萨”的说法。无神论者怎么会被称为菩萨呢？ 1935年 2月 27日红军攻占遵义时 ,这里正流行伤寒，为了救治百姓，一位红军驻桑木垭前哨连的卫生员义务为群众治病，并很快控制了病情。但他却因为出诊而掉队，在桑木垭被伪保长杀害。群众含泪在路边将他安葬，并将此地称为“红军坟”以纪念所有在遵义牺牲的红军。这座坟从桑木垭迁葬烈士陵园后，仍然香火不断。解放后，遵义人民还在坟前为他塑了像。
红军坟

中午的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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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会址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楼房，为中西合壁的砖木结构建筑。上盖小灰瓦，歇山式屋顶上开一“老虎窗”，有抱厦。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部分。主楼楼层四周有回廊，楼房的檐下柱间有十个券拱支撑，保留了我国古建筑“彻上明造”的结构风格。楼上有梭门梭窗。檐柱顶饰有垩土堆塑的花卉。东西两端各有一转角楼梯，外面加有一道木栅栏。门窗涂饰赭色，镶嵌彩色玻璃，窗外层加有板门。楼内务房间设有壁橱。整个主楼通西阔25．75米，通进深16．95米，通高12米，占地面积528平方米。房屋原是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是遵义城三十年代最宏伟的建筑。遵义会议会址大门临街，门两侧原是八间铺面，是柏辉章家的商店。进大门，穿过厅，迎面是一座巨大的砖砌牌坊，上有彩瓷碎片嵌字，前为“慰庐”，后为“慎笃”。过牌坊是小天井，天井南侧有小门通往柏家的内四合院，北侧是主楼。 遵义会议会址为当年红军总司令部和总部一局的驻地，楼上除陈列有遵义会议会议室，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外，还有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总司令朱德和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办公室兼住室，参谋长叶剑英的办公室兼住室。楼下有作战室、机要室、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住室，一局局长彭雪枫、张云逸的办公室兼住室，还有工作人员、警卫人员的住室。
遵义会议会址1954年1月开始复原陈列，1957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底，毛泽东主席为纪念馆手书“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娄山关战斗遗址位于遵义市北大娄山脉中段遵义、桐梓两县交界处，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海拔１４４０米。
１９３５年２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途中，二渡赤水，再回师黔北，２４日占领桐枰县城。２５日凌晨，红军团十三团在军团长彭德怀同志率领下，向娄山关挺进，与王家烈的黔军第六团在红花园遭遇，敌人仓皇应战，退到娄山关口，凭险据守。红军向黑神庙猛烈攻击，并在点灯山急调第十团从东侧迂回。全歼敌军三个团，取得了长征途中第一次胜利。２７日再占遵义。以后又在遵义至乌江间，重创黔军和“中央军”两军三个师又八个团，这就是著名的“遵义大捷”。毛泽东同志曾作《忆秦娥·娄山关》沤歌这一战斗的胜利，描写红军指战员英勇廖战的壮烈情景。
娄山关战斗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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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山关红军烈士纪念碑屹立在关口左侧山坡的一片青松翠柏之中。

山顶上至今还残留着当年红军战斗时留下的战壕，让人浮想联翩。

《汉书·地理志》上称娄山关为不狼山，后来更名为太平关。山势苍劲，逶迤于遵义、桐梓、正安、绥阳四县数百里间。娄山山脉主峰为大娄山，当地人俗称笋子山，海拔1576米。主峰上的关口，即为娄山关，北拒巴蜀，南扼黔桂，系黔北之咽喉要道，历代为兵家争夺之地。明代万历年间，贵州土司杨应龙为了对抗明廷，在此构筑了13座木关,朝廷派蜀将刘铤率兵从重庆分道袭击，结果攻关取胜，便将娄山关更名为太平关。1854年和1862年，农民领袖杨隆喜(杨凤)和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分别在此盘桓，威震一方。

娄山关能够真正进入国人的视野，和遵义等胜地同样驰名，与毛泽东的著名词作《忆秦娥·娄山关》密不可分。1935年2月25日至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与黔军大战娄山关前，经过反复争夺，歼灭黔军两个团，揭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毛泽东奋笔写下《忆秦娥·娄山关》词一首，描写红军英勇鏖战的壮烈情景。如今，此词以行草手书体放大镌刻于高14米、宽25米的大理石碑上，为云雾缭绕的苍莽雄关，带来了一抹人文的绚彩。近年，有人发现《忆秦娥·娄山关》的另一个版本“西风烈，梧桐叶下黄花发……”更是激发起人们对娄山关的兴趣。

　　 娄山关远眺 娄山关属川黔道上天堑，雄关险隘，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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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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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苏维埃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恩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王稼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秦邦宪(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克全(即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参加会议的还有：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在会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敌人力量强大，二是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接着，会议围绕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展开了讨论。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集中讲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他说：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根据地的政府和群众对反“围剿”战争是大力支持的，驳斥了博古关于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支持不够的说法。王稼祥发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表示拥护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张闻天发言同意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并且强调指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周恩来发言明确提出要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建议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李富春、聂荣臻、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同意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博古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不同意大家的批评，李德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