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战旗"车 走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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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厂“战旗”车不少

“战旗”吸引了许多围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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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瓮安县后在一家修理厂再次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更换了空滤，其它无任何问题。

每天必做的工作－－将此四件行李装卸战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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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渡乌江天险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红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朱德电示红军各部，“偷渡部队不应小于一个团”。红一军团第2师进抵乌江南岸，其前卫4团逼近乌江界河渡口，进行火力侦察，准备渡江。
　　国民党“追剿军”第2兵团总指挥薛岳到马场坪，与贵州总指挥王家烈商定黔北部署。王家烈称“30日晨匪一股由王文场向江界河新老渡口抢渡”，“午又匪一股约4000余人，向我回龙北岸渡口抢渡”。
　　1月2日，红军右纵队一军团主力和九军团，在余庆县箐口附近的回龙场渡口击溃黔军第8团万式炯部，渡过乌江。9时，红一军团2师4团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在江界河用竹筏强渡乌江未成功。入夜后，4团再次强渡乌江，第3连连长毛振华率4名战士登上北岸。
　　黔军教导师师长侯之担上报称“匪一股由回龙场以枪炮向箐口猛攻”，“又一股约2000人在江界河对岸，向我猛攻”，“匪即扎筏强渡”。
　　1月3日9时，红军在江界河发起猛烈攻势，击溃江防黔军第3旅林秀生部第5、第6团，强渡乌江成功。红军干部团、工兵连在渡口架设浮桥。军委纵队及五军团渡过乌江。左纵队三军团于茶山关渡口过乌江，进驻遵义尚稽。17时，红一军团2师先头连占领黔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猪场(今珠藏)。王家烈向蒋介石电报乌江战况，称“该匪北窜渡江之企图，已可明证”。
　　1月4日，红一军团2师第6团接受夺取遵义的任务，在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的率领下，向遵义团溪方向前进。王家烈电报蒋介石：“冬日午时共匪突以巨大火力，向我岩门老渡口猛烈轰击，我第8团余营守兵，击毙匪众逾千，该营亦伤亡殆尽，匪乘势抢渡，占据箐口”
　　1月5日，红九军团占领湄潭，驻守县黔军第8团溃退凤岗。红三军团进入遵义懒板凳。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由团溪经龙坪向遵义进发，在深溪歼黔军第1营。22时36分，中央军委电令我各路红军迅速休整，准备进入反攻战。24时，红一军团向所属各部队下达《关于进城执行政策的规定》。
　　1月6日，红一军团第2时在遵义城外桑木垭至丰乐桥之间与黔军侯汉佑部交战。晚黔军溃败，红军将黔军俘虏押在遵义城南门。俘虏叫开城门后，红军冲进城内与黔军激战。黔军教导师副师长、遵义城防司令侯汉佑从遵义北门退往板桥。红五军团集中猪场，并以一部扼守乌江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渡口。
　　王家烈电报：“匪大部渡过乌江。支日分陷湄潭、团溪、向遵义压迫。七在乌江南岸一部约3000人，经中坪、龙旺河西窜，微午逼近开阳”。
　　1月7日，红军全面占领遵义城，一军团向娄山关、桐梓方向追击，扩大占领区，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晚21时40分，中革军委在团溪致电各军团及军委纵队：“我2师已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退，正乘胜追击中，我野战军已到达预定的集中地域......”
　　占领遵义后，红军得到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为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举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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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正确战略方针。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参与最高领导层工作。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连克数城。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而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争吵不休，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他们的行为引起部队思想混乱。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
　　12月下旬，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2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周浑元二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4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6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以图阻止红军“赤化黔北”，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自以为乌江天险“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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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战旗车，走长征路 第9天（4月18日）：
参观猴场会址，欣赏乌江天险，夜宿瓮安珠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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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场会议是红军入黔后，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之后，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坚持渡江北上建立新苏区，完成了红军战略方向的转移；强调加强政治局对作战方针的领导，基本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确立转入反攻，消灭敌人主力的指导思想，使作战方针由消极防御、消极避战转为积极作战、积极防御；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赤化，积极开展政治宣传，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红军，瓦解白军，传播革命火种。猴场会议决定，红军一举突破乌江，直捣遵义，实现了红军处境的根本好转，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猴场会议会址原为宋氏住宅，建于民国元年 (1912年)。四周用青砖砌成墙，高约 7 米，内有正厅 5 间，厢房、下厅齐全，石嵌天井，为标准的四合院，俗称“一颗印”房子。墙左侧有碉堡、马房、正厅后面有花园，桶墙右侧竹林掩映，后山古木参天。民国 37 年 (1948年)，宋氏因产业纠葛将“一颗印”房子撤散变卖。 　　

现已按猴场会议遗址原样进行恢复，并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博古、李德、李富春等人开会时的群像。

猴场会议会址

通往江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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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界河战斗遗址

96年以前遵义通往瓮安的必经渡口－－江界河渡口

在距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江界河渡口7公里处，一座雄伟壮观的大桥如彩虹飞架空中。

一桥飞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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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险变通途

1935年1月2日夜里，四团突击队一营三连长毛正华带领4名战士，成功偷渡到对岸，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在对岸的岩石下躲了一夜。第二天在红军强渡中起到了奇兵的作用，打乱了敌人的阵脚，也为后续部队渡江争取了时间。敌人在红军后续部队的大举进攻下，全线崩溃，向遵义方向逃跑。
毛连长偷渡登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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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渡口北岸 红军过江后上山之道

顺着码头古驿道往山上走，一座掩藏在山坡上的碉堡出现在我们眼前。碉堡修建得非常坚固，四周用巨石围成，有10米见方。据说这里以前有很多这样的碉堡，后来修路大部分都拆掉了。碉堡里面长满了杂草，站在里面居高临下看，对岸一目了然。遥想当年红军在这里抢渡时，面对敌人碉堡里机枪的扫射而一往无前的场面，更感觉到乌江战役的壮烈。
黔军碉堡俯视南岸

当年的黔军战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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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发源于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乌蒙山而得名。流经遵义上游段称鸭池河，下游段称江界河，《府志》水道考乌江有名称10余个，《水经注》称为延江水。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全长IO37公里，流经遵义段长6O． 5公里，距遵义城50公里，最大洪水发生在1920年，每秒流量为1.3万立米。 乌江历来是遵义南向屏障，夹岸峭壁，水流湍急。暗礁险 滩密布，素称天险，历来兵家所争。 乌江天险

江界河桥位于贵州省瓮安县，跨越乌江中游峡谷。主跨为１孔３３０ｍ组合预应力混凝土桁架拱，桥面高出常水位近２７０ｍ。边跨桁架顺着山坡分别为３０＋２０(ｍ）及３０＋２５＋２０(ｍ），全长４６１ｍ。它的布孔特点是利用山坡岩石，使边孔的下弦杆与岩盘合一，斜拉杆的预应力粗钢筋锚于岩盘内。桥面为净９＋２×１．５(ｍ）人行道。全宽１３．４ｍ。拱圈高２．７ｍ(Ｌ／１２２），宽１０．５６ｍ(Ｌ／３１．３）。矢跨比为１／６。采用起重量为１２００ｋＮ的钢格构人字扒杆和φ３２ｍｍ钢轧比锚碇体系悬臂拼装和体系转换。受拉的斜腹杆采用２４φ５高强钢丝和钢质锥销锚和镦头锚体系。由贵州省交通厅桁式组合拱桥课题组设计，同济大学合作，贵州省桥梁公司施工。此桥跨径特大，并采用新桥型、新工艺、造型雄伟、受力合理、施工简便、省工省料，堪称“当代中国拱桥精粹，世界桁桥建设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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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界河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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